陈先达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既不是源自文化哲学的理性思辨，更不是文化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狂躁。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深沉持久的精神支柱作用，但它同样离不开其他三个“自信”。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仍须跋山涉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和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风平浪静。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理论之争，会如大海之波涛，时高时低，它会影响对“文化”的“自信”。故此，我们不能局限在文化领域阐述文化，而应该从历史的认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的伟大成就基础上阐述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据。

一、国家统一强大是文化传承连续性的根本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其实也是文明之源。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发祥于河流：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文明的产生与河流有关。河流可以不变，文明的发展却可以中断。并非所有古代文明的发展都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引用另一作者的话说，“如果社会发生动荡和变革，建立在社会之上的文明也会发生动荡和变革”。除中华文明外的世界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发生过文明连续性的中断。当统一国家发生分裂或遭遇强烈动荡时，历史的连续性会中断，文化同样会因国家分裂而碎片化，演化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对自己古代的文化只有历史学的回忆，而无现实的延续性。

在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中断。它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强大。古代中国，周围没有比中国更强大的敌国，因而没有因敌国入侵所引发的亡国和分裂。中国先秦时的中原侯国都是姬姓兄弟叔侄关系；后来在中原政权周围和边陲存在不同民族政权关系，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不同的民族政权的关系。它们都处在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的疆土范围之内，因而具有历史的双重性：从政治上说，它是不同民族政权的关系，但从民族角度说，它们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民族。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不是外国入侵，而是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更替。中国仍然是中国，尽管存在着王朝的变化，但王朝变化是统治者的更换，新旧王朝之间仍然存在连续性和关联性。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王朝易姓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但没有因外国敌人入侵而产生的国家灭亡。中国内部不同政权的对峙，时间长短不一，最后仍然是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正是在王朝更替中，各民族文化得到整合和融合，并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导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建立的清朝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此实乃偏激之论。元史、清史仍然是中国历史，它们尊崇的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文化。西域诸民族政权以及辽金西夏的历史仍然被记载在中国正史之中，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保持国家统一，没有分裂成不同的独立国家；国家强大没有外国侵略者的占领，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必然会是统一的文化。当然在统一的国家中，各民族会有自己本民族文化，各地区有地域文化。它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而不是与主体文化脱钩、异道而行的另一种文化。中华文化是无侵略性的凝聚性的向心文化，它不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聚越紧。世界上没有完全由同一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的两个不同国家。国家不同，主导文化就会不同；反之亦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结束了国家混乱、军阀割据、帝国主义驻军和各自占据租界治外法权的局面。中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各民族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连续性不会发生中断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70 年，是中华民族更加繁荣的70 年，也是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并更丰富的70 年。一些外部势力处心积虑地企图分裂中国，企图把统一的中国分裂为几大块，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分裂中国，就是灭亡中国。中国的分裂，同时也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中断与碎片化。任何一个真正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人，必定同时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反之亦然。强大而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国家保障。

中国从1840 年后屡遭强敌侵略。国家风雨飘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自信受到极大伤害。有人说这是“打悲情牌”。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忘记历史上的仇恨，但不能没有历史的记忆和耻辱感。悲情是乞求怜悯和同情，或煽起民粹主义情绪，而历史的耻辱感是点燃爱国心、激起奋发图强心的火把。马克思非常重视一个民族的耻辱感。他说过：“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因历史恩怨而排外是民粹主义，深感历史上曾经落后挨打的耻辱而奋发图强是爱国心。中国由睡狮到醒狮的转变正是基于全民族强烈的爱国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这是中国历史和近百年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70 年所取得的国家成就拥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根据。

二、发展经济、优化制度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

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看待文化，把文化看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关联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性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他们不可能越出自己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外创造自己的文化。尽管影响文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会由于许多中间环节而变得模糊，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精神生产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政治制度对文化发展有或推进或阻碍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发达和丰富多彩，与中国历史上农业经济发展成熟和手工业高度发达密不可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成熟和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得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中国发达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建立在极其贫穷落后的经济之上的。

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有其特殊性。从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秦王朝后，废除封邦建国的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官员由中央任命，书同文、车同轨，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度，而不是众多诸侯国的集合。大一统的观念从制度上得到保障。柳宗元《封建论》中为郡县制辩护，驳斥因秦二世而亡否定郡县制改革的历史意义，指出“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并以汉代恢复分封制度的弊端为教训：“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结果酿成吴楚七国之乱。柳宗元的结论是，“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郡县设置名称可以不同，地域划分可以变更，官吏设置可以改变，但没有再回归废除郡县、封邦建国的旧制度。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王朝易姓颇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土地兼并，富者良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政治腐败，苛捐杂税而引起的人民的反抗。

中国历史具有的连续性并没有因王朝易姓而断裂，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也没有中断。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王朝更替后自我修复的重要机制。中国官员的升迁选拔制度经过演变也在不断优化。从隋唐后破除门阀制，确立科举制，层层考试，为中下层地主子弟甚至寒门学子开辟了一条跻身统治阶层的道路。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卒伍的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具有更大的可选择性空间。科举制推动文化重心的下移，读书不再仅限于名门望族，这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本质上是人治而非法治，它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中国决不会无分别地接受适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东西，从制度到思想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同时，也注意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并非一片黑暗，我们的先辈为后世子孙积累了不少可供继承的东西。无论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国家体制的建构和人才选拔中强调选贤与能、制度化的官吏监督制度，都有可供借鉴之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根据中国历史经验和基本国情逐步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依靠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努力和艰苦奋斗实现和平崛起的。毫无疑义，通过改革开放批判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仍然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们在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重建了由于近百年惨痛历史而遭贬损的文化自信力。中国人民的精神得到空前解放。我们当然不会满足已有的成就。中国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我们仍然有不少未知领域，有不少未知规律需要掌握，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我们也知道一个比较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仍然在继续完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要与时俱进。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不存在任何社会问题。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视问题，而且正在逐步解决面对的问题。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并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是否解决问题，按照谁的利益解决问题。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崛起，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三、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政策。我们的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都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肩负的守正创新的责任，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管发文件而不管检查落实的官僚主义，只管热热闹闹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实效的形式主义，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观点应该提倡“双百”方针。对在课堂上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现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为少数人炒作的热词。面对几十、几百人的课堂本无密可言。课堂本不是教员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对学生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如果有的学生对教员的讲课内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师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学校反应。教师有教师的权利，学生也有学生的权利。如果说，不管大是大非，学生只有一律照单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要求极不合理。“告密”和“告密者”历来为人所不齿，这个称号最容易丑化学生，并最容易激发对所谓纵容学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尔的哲学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说贩卖臭鸡蛋的小贩完全不提臭鸡蛋而从头到脚编排顾客的不是。用“告密”和“告密者”称呼反映问题的学生，而有些评论者也以谴责学生和学校来凸显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高校教师是“高危职业”“人人自危”，给人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实在令人生疑。我真诚希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风清气正的教风和学风。老师认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尊师重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要守正，还要创新。关于文化创新的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六字箴言：继承、借鉴、创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讲的是文学艺术，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文化创新必须基于继承和传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筑大楼，在文化废墟上不可能创新和发展文化。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碰到拦路虎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回答，封建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的东西也要分析。我们只要读读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痛斥官吏，为百姓鸣不平；黄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为“独夫”，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在哲学的创新中，这种误解更多。有些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会冲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合理性，特别在中国哲学领域最忌讳最厌烦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例如，它们不愿意承认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中包含某些唯心主义成分。因为它们有个传统看法，如果承认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对它的否定。王阳明的“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致良知就是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回复本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回归本心的途径。冯友兰先生也说，宋明理学中有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错误，按列宁的标准阳明心学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继承中国儒学道德伦理特性，强调“除私去蔽”“回归本心”，反对私欲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这对道德培养、道德自律有积极意义。现在的“阳明心学热”，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代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太重，轻视道德修养，宣传“阳明心学”有正心诚意补错纠偏之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强调的回归本心，向内用力不同，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自己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回归本心发现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与培养，并且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我看来这是对“阳明心学”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附会和类比。这是一项重要而极具学术性的工作。

要创新，必须反对文化民粹主义。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主张“东方文化优秀”论，更不会搞“中国中心”论。我们不会重复明清曾经发生过拒绝西方文明的无奈和错误。事实上，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还将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们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批判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有价值的。

当然，在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会文化需求与人的营养需要一样，都是吸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因素。当中国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时，在汉代开始印度佛教传入并在唐代达到高潮。儒学入世情结深，佛教的传入有其社会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阶层，比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们所接纳。到近代，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技术，西学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与中国封建制度难以契合。在中国解决道路和根本制度问题之前，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旧的制度，寻找一条新道路，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尽管别的什么主义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长。社会需要是文化吸收的过滤器，不经过社会这个过滤器，文化的传播只能是暂时的，更不用说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生根发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随着中国道路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要守正创新必须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守正，因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这个原则，守正无从谈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又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文化的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脱离人民，自拉自唱，终究走不出房门，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微信群里相互点赞。

文化上无知、无助，这是一些人对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作用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化的个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化产品。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关于哲学所说的话适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存在于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斗争生活中，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只是这个“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并非人人可见、人人能见。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正在于他们有善于思维的哲学头脑，有善于捕捉生活之美的审美眼光。他们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发现别人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伟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思想文学艺术的通灵宝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从根本立场和价值观上决定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低，事实上，人民同样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虽然不是传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占有最突出的主导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种传统的工艺、手艺，给人类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瑰宝。他们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绣工、织工手艺人。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隐藏于天下名山中的许多寺庙建筑、江南园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牢记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留下的经典，我们同样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底层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工技艺人。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画外，还有作为国宝的青铜和各种名窑瓷器，一般没有人知道制作者是谁。在人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构成人类的文化。而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是民间的高手名匠，只要读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高手在民间‛，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时决不应该忘记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守正创新当然包括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掌握新媒体，而是拱手让出这个重要阵地，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