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山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体问题多有阐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港澳与内地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般来看，人们容易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共同体话语直接关联至甚至主要等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属于范围更大的共同体范畴。这种共同体涉及国际、国内两个维度以及国际国内互动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大量涉及统一战线，强调构建共同体需要广泛地争取人心和力量。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富含共同体的理论意蕴。
长期以来，党内外各界关于统一战线战略地位的最广泛表述为“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是历史形成和实践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大地成功实践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来持续时间最久、实践领域最广、制度化水平最高、理论方针政策最为完善的类型。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用“重要法宝”来表述是准确的、形象的，但不能只停留在这一层面，还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阐释。理解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迫切要求引入具有高度学理统摄力的概念和范畴。统一战线是合作与共赢的统一，是社会政治力量联盟和共同目标达成的统一，显著承担着共同体构建功能。共同体这一范畴具有用以分析统一战线的天然价值。
“共同体”是学术研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高频概念和常见话语。共同体具有两个原始含义：“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从这个定义来看，共同体是一种集合体，具有国内（前一种定义）和国际（后一种定义）两个维度。前者作为个人的集合体，在国家未形成时主要指个体之间基于血缘、地缘和基本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各种类型的传统共同体，在国家形成后主要指一国区域之内结成的政治共同体。后者作为国家的集合体，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如欧盟、东盟、非盟等。
从概念史角度看，马克思较早地使用了共同体的概念和阐释了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分别使用过“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等级共同体”“市民社会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等不同表述。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存在从低到高的区分：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亚细亚共同体、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共产主义共同体。其中，共产主义共同体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居于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形式是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共同体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和使用最为广泛和充分。共同体理论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得到了深入阐述。滕尼斯认为：“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和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可见，在社会学语境中，滕尼斯把共同体划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
滕尼斯和马克思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侧重点不同。滕尼斯更多是在社会学意义中进行，而马克思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视野。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关联概念。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共同体与统一战线在含义上具有重合性。可以说，共同体就是一种联合体或结合体。“联合”或“联合体”是新拉丁语词，其基本含义是（有机的）联合、结合、组合。它在政治学意义上用来指协会、联合会；在社会学意义上则用来指人的联合，团队、社会的组成，与共同体概念最为接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共产主义社会时频繁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且将其与“联合”“联合体”并用。
此前，对共同体与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虽已得到关注，但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分析。沈贞伟、赵德金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研究了异质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持问题，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典型的异质共同体”。卓爱平同样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研究共同体与统一战线的关联，认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鲜明的命运共同体意蕴”。齐卫平、柴奕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强调共同体意识同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完全相契合，发挥统一战线工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中的作用。在国际维度的共同体方面，贺善侃率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统一战线关联起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宗旨、价值与载体。这几篇文献均看到了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的关系，但主要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体角度进行研究，未对统一战线与共同体构建的普遍性原理、基本规律和历史发展进行深入阐发。而明确把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在基本原理层次联结起来的观点见于胡国喜的论文《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胡国喜认为，党通过联合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而形成的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力量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怎样推进统一战线的问题，成为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篇文献并未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此外，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得到了关注。梁宇认为，共同体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发展目标与归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是走向共同体治理。这一观点对研究共同体与统一战线问题具有启发：需要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体治理议题。
因此，研究统一战线与共同体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的内在联系，需要系统性考察、历史性梳理、整体性剖析统一战线对共同体构建的主要贡献，需要全方位思考共同体思维指导下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向。用共同体这一概念来阐释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符合中国的治理实践，还具有丰富的学理价值。对于统一战线而言，共同体是集学术性、政治性、社会性于一体的阐释工具。统一战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基本方针，结合运用共同体的思维理念，致力构建满足共同利益、组织共同力量、应对共同挑战、解决共同问题、满足共同需求、践行共同价值、建设共有家园、推进共同事业、创造共同未来和实现共有梦想的共同体。
二、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
“统一战线具有内蕴的共同体理论基因、丰富的共同体表现形式、独特的共同体力量功能，这是统一战线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法宝的理论原理所在。”由于统一战线是政治联盟，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共同体主要是政治共同体。统一战线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具有共同基础：共同利益
统一战线是基于共同利益而组成的联盟，没有共同利益不可能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利益是统一战线产生和维系所需最大公约数的具体体现。共同体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其本质就是利益共同体，旨在解决共同问题和满足共同需求。是否需要建立共同体、建立什么样的共同体，是由建立者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基于共同利益，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实现了契合。在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利益是不同的，但都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发挥着基础功能，也使各个时期共同体的维系存在客观基础。“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或团体，都是以特定利益共识构建而成的共同体，其中的成员都有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义务。中国的发展就是由各民族、政党、团体和公民构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各民族、政党、团体和公民的发展，必须要用价值共识来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来侵犯，实现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统一战线构建的共同体依托不同的共同利益而实现利益通约，进而结成相应的联盟。共同利益不是共同体内部利益的全部形态，共同体内部还存在具体利益。统一战线坚持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的统一，就是正确处理维系共同体所需利益关系。
（二）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具有共同形式：团结联合
统一战线基于共同利益达成共同目标，需要经过中间环节，这就是团结联合。同样，任何共同体的构建也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包括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组织、共同的认知等。在人类社会中，初级共同体表现出鲜明的自发形成、自发运动特征，而中高级共同体表现出更多的有意识建构的特征。对共同体进行有意识建构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共同体意识形态宣示、对政治组织及其成员的思想政治引导、支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支持宗教对话、强化港澳台海外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等。在统一战线视域下，对共同体的有意识建构就是进行团结联合。这个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早就得到了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运运动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意味着无产阶级运动自身就是团结联合的运动，而这种团结联合的运动其实就是统一战线运动。因而，无产阶级运动指向的联合体也是统一战线运动指向的目标。基于团结联合，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实现了契合。共同体内部始终存在不同力量主体，是多元一体的力量集合体。从统一战线视角看，共同体中的这些力量可划分为积极力量、中间力量、消极力量三类。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积极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转化消极力量，就是最大限度地维系共同体。其中，积极力量已经高度认同共同体，属于需要加强团结的对象；中间力量对共同体的认同存在摇摆变化的可能，属于需要下大力气争取的对象；消极力量对共同体存在疏离和不同认识，但不可轻易对其进行排斥乃至把他们推出共同体，属于需要进行积极转化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对消极力量的转化并使其成为共同体的中间力量乃至积极力量，这既更加考验统一战线工作者的能力水平，也更加体现统一战线的价值魅力。
（三）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具有共同目标：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是统一战线的目标追求。统一战线本身就是合作与共赢的有机统一。“只讲合作手段（组成联盟），只把各种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这种统一战线实际上只有统一战线之名而无统一战线之实，实际上只把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摆在’一起，并未实现共同目的，这样的统一战线面临随时解体的命运。只讲共赢目的（联盟方向），而不重视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不重视建立具体的联盟组织，统一战线之实也将由于手段的缺席而成为‘空中楼阁’。”共同体的维系也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使共同体不分裂且实现稳定发展，且共同体中的个体获得自由发展。共同体的巩固发展，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强调共同体与个体、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双向互动。合作共赢是统一战线和共同体的运动方向，是主体经由团结联合中介趋向的客体，这使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实现了契合。合作共赢关联着共识、共生、共荣、共建、共享等共同体思维理念。共同体的这些思维理念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也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大一统”等观念，均体现着构建共同体的理想追求。统一战线从共同利益出发，经团结联合而实现共赢目标。统一战线的这一运动过程也是共同体构建的过程。
三、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战略功能
统一战线在构建共同体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统一战线对构建共同体的贡献，在横向上体现在统一战线五个主要领域之中，在纵向上体现在统一战线的具体形态之中，在层次上体现在共同体的演进之中。中国统一战线构建的共同体是拥有领导核心、紧密团结、包容开放、稳定高效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理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大公约数，以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为基本方针，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为基本理念，致力实现利益均衡、有序稳定、认同增进的同心圆式共同体。统一战线对共同体思想的运用及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横向上构建统一战线领域共同体
统一战线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特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盟。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在属性上为政治性共同体，协调的是共同体中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统一战线在横向领域上构建共同体，以促进统一战线关系和谐为主要目标，构建执政党与党外力量的共同体。“和谐是共同体的内在根据，而共同体则是社会和谐的显性表现，离开了共同体就无所谓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一是构建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共同体。政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维度，解决的是政治权力关系问题。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该政治共同体的领导核心，参政党是该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国在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各民族、党派、团体和公民都经受考验。凡是理解和维护中国人民发展根本利益的，就能得到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承认，就能在这个共同体中得到发展。否则，就被共同体所淘汰和排除。”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政党关系受西方政党制度规定，以执政权力竞争为根本导向，其政党联盟属于不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国政党之间的政治共同体坚持团结合作，有利于民主科学决策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机制，成为避免“西方之乱”的重要机理。
二是构建体现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共同体“概念家族”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且主要是在民族工作领域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央首次明确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转化，强调差异性和共同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虽不排斥且尊重民族的差异，但更强调中华民族一体的根本前提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导向。统一战线致力于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就是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强调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强调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强调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孤立，强调民族共生、反对民族冲突。尤其是，统一战线与反对分裂主义是一体两面关系。统一战线争取人心、维护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本身就是反对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裂行为。
三是构建执政党与宗教界人士共建社会的共同体。党与宗教界人士结成统一战线，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发挥正能量作用，有利于构建社会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宗教也服务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卓新平认为：“宗教随相应的人类共在社群而生存发展，这种共同体的扩大变迁，也折射出宗教在其中的身影。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作用，会随着其相关社团的扩展、发达而不断增强。”“宗教文化之内涵式发展对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在、中国社会的存留有着重要的参与及贡献，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柱。”在革命战争时期，宗教界为维系国家共同体作出了自身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从自身实际和特点出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开展抗日宣传、救护伤兵和救济难民、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捐款捐物和支援抗战、组织武装直接参加抗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宗教界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慈善活动，为社会共同体构建继续发挥正能量作用。
四是构建新的社会阶层责任共同体。在广义上，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是共同体中的增量性主体，催生了中国社会关系的新格局。新的社会阶层的领域、数量和影响不断扩大，改变了共同体的内部关系结构，迫切要求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新的社会阶层、基本阶级与新的社会阶层、传统阶层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关系。着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允许他们中的优秀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党外代表性人士列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成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统一战线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吸纳，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建设责任共同体。
五是构建港澳台与内地（大陆）的命运共同体。从地理角度看，共同体就是一定地域的人群的集合体。在当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港澳台地区面临更加繁重的共同体构建任务。港澳台统战工作促进港澳人心回归、促进台湾同胞增强一个中国意识，就是在做构建共同体的工作。对港澳地区而言，构建港澳与内地命运共同体，要求增强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依法打击“港独”言行；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承担历史责任、共享祖国富强荣光。对台湾地区而言，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面临更加迫切的任务和严峻的形势。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言行是对两岸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大现实挑战。越是在这种形势下，越是要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台湾同胞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二）在纵向上构建围绕中心任务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历经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具体形态的演变取决于党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变化，取决于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党领导的哪个阶段、哪个形态的统一战线，都致力于构建保证中心任务实现的共同体。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为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体现了阶段性和长期性、局部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纵向逻辑与统一战线的性质演变方向一致，经历从阶级联盟的共同体到政治联盟的共同体的发展。
在阶级联盟的共同体阶段，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民主联合战线开启了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早期实践，以“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推动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构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先锋队的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共同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面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形势，广泛团结各党派、各团体、社会各界为维系共同体作坚决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显著的共同体构建意蕴：从拯救民族危亡的共同梦想出发，倡导民族命运共同体；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命运相连出发，揭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出发，主张携手打造世界反法西斯命运共同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构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共同体。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分别围绕抗日战争胜利后共同体的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共同体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过渡问题发挥作用。
在政治联盟的共同体阶段，统一战线在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使统一战线事业受到重大挫折和损失，共同体的巩固和内部融洽关系受到很大影响。随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功能再次取得施展的现实条件和广阔舞台。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爱国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包括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外两个联盟。这一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以爱国为最大公约数，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完全统一为主要任务，拓展和强化了共同体。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也进入新阶段。新时代统一战线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总体规定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宏观背景中，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可以说，新时代统一战线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体。
（三）在层次上构建从初级到高级的共同体
共同体作为利益的联合体，内部存在利益的排序和组合。从利益角度来说，统一战线是基于共同利益、照顾同盟者的特殊利益而实现结盟的共同体。统一战线的利益在维度上涉及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在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自我实现利益。随着统一战线内外部条件、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统一战线构建的共同体在层次上经历着扬弃式发展：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认同共同体，从领域共同体发展到国家共同体，从国家共同体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到认同共同体。统一战线基于共同目标而结盟，而共同目标取决于共同利益。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保证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能够得到共同维系，使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可能。统一战线强调照顾同盟者利益，这种利益照顾发生于共同体之中，同样有利于共同体的维系。在统一战线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别是诸如革命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共同体存在紧急的外部条件和形势，统一战线对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的调处作用更为明显，也因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的变化乃至消失而调整甚至结束。在统一战线发展的中高级阶段特别是和平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在正确处理共同利益和具体利益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更加关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内容。这是统一战线作为改变人心向背、力量对比重要手段的深刻体现，强调通过思想政治引导来增进共识、达成认同。
二是从领域共同体发展到国家共同体。前述统一战线所构建领域共同体是局部共同体，从属于更大的整体性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在中文语境中，“国家”这个词汇主要指称一个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由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所有民族、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所有公民、包括传统阶层和新的社会阶层的所有群体、包括大陆（内地）同胞和港澳台海外同胞等所有主体构成。统一战线正是从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的角度来巩固和发展国家共同体。在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表征的国家共同体具有显著的统一战线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力量共同努力奋斗的过程，其建立更直接是协商的结果。可以说，中国国家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政权，中国国家共同体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政权和国家治理，同心构建共同体。
三是从国家共同体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空间关系上，中国国家共同体属于更广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从国内共同体到国际共同体切换的逻辑基础是：中国历史属于世界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从国内向国际的拓展，主要源于如下两个动力：一是统一战线本身日益处于国际大环境之中，国际因素往往影响着国内的统一战线。特别是，西方的政党话语、民族宗教话语、港澳台问题话语高度关联统一战线，并用其背后附着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政党、民族宗教、港澳台领域实施话语霸权和内政干涉。因而，中国巩固和发展共同体，谋划处理统一战线事务，需要在世界格局中加以考量和应对。统一战线服务共同体内关联领域的话语权建设，是消解共同体建构受外部因素影响的重要路径。二是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的思维具有世界性影响。统一战线构建的国家共同体不仅具有内部意义，而且具有外部价值。其能为其他国家处理内部多样性关系提供中国方案，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中国智慧。
四、共同体思维下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也拥有了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统一战线要以共同体思维谋划自身全面科学发展，持续构建稳定包容有序高效共同体，不断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为人类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的发展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广度要求。只有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共同体才是动态稳定和具有活力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开放、弹性的共同体允许共同体内外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利益主体会随着环境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共同体的更新与交流。自我封闭、自我疏离的共同体是必然要走向解体的。”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在广度上实现以下发展：
一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的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求构建主体涵括广泛、价值通约到位的共同体。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方位、新使命和新目标，对统一战线的定位、作用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统一战线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突出功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大价值公约数，以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方案为外部效应，可定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并可简称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体确立共同愿景，为中华民族确立了基本共识和共同价值追求。“对于进入全球化政治时代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共同愿景是对共同体稳定、发展极端重要的因素。”
二是从国内统一战线到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共同体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国内维度的共同体是中国国家共同体，国际维度的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同体包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国家共同体产生影响，两者存在交互关系。新时代，国际与国内因素互动频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统一战线日益被置于世界与中国交互的大背景中。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需要通过统筹两个范围联盟来构建中国国家共同体，而且需要通过运用统一战线理念思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强调的是，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强调的是统战思维理念的具体运用，实质是新型的国际关系处理思维，与旧式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存在本质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概念和政策举措，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非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写入第107届国际劳工大会“促进有效的发展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决议等。
三是从现实统一战线到虚拟统一战线的发展。从物质形态来划分，共同体具有现实和虚拟维度，存在现实共同体和虚拟共同体。在信息时代，两种共同体交互存在和相互影响，现实社会统一战线与网络社会统一战线并存交织。新时代，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要高度重视网络统一战线问题。网络统一战线不仅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领域，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高度强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从利益驱动型统一战线到价值驱动型统一战线的发展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深度要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统一战线发展存在初级中级高级之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实践中，分布广泛的统一战线更多是初级统一战线，实现的是初级的团结。最典型的就是古代社会的部落联盟，以及历史上脆弱的各种军事联盟，其所实现的团结都是比较功利的，因而是典型的机械性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9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理论方针、制度机制、手段载体不断发展成熟，已经进入了有机共同体阶段。统一战线的利益层次从低到高可分为初级的生存物质利益、中级的政治社会利益和高级的价值实现利益。相对应的，统一战线所构建共同体从初级共同体进入中级共同体再发展到高级共同体。经此，新时代统一战线从利益驱动型统一战线发展为价值驱动型统一战线，从重点构建政治社会共同体发展为同步构建文化价值共同体。价值驱动型统一战线鲜明地体现了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根本职能和柔性魅力。
价值驱动型统一战线的出现和发展在根本上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两个发展”，即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归根结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新时代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处理好统一战线成员的多样美好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通过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统一战线成员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统一战线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体现在统一战线既助力共同体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助力共同体上层建筑的完善。统一战线是为经济基础服务重要手段和社会政治发展重要目标的统一，是调处关系手段与实现和谐目标的统一，是发扬人民民主手段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目标的统一。新时代，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制度定型和关系整合，体现出自身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功能。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由于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配置，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联盟，其核心功能是协调权力配置关系，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满足民主需求、实现政治发展。其核心机制是依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来实现民主功能。
统一战线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包括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处于高级发展水平的共同体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新时代统一战线既要高度重视照顾同盟者利益，更要重视解决统一战线成员的多样丰富的价值需求。这些价值需求除包括民主政治需求外，还日益包括自我实现需求。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进一步树立需求导向，提高政治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更好地实现争取人心的功能。
（三）从外在服务中心统一战线到深度嵌入治理统一战线的发展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功能要求。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同样是统一战线发挥重要法宝作用的常见表述。基于共同体的视角，统一战线本身就处在共同体之中，处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统一战线越是发挥作用，越是促进共同体构建，越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新时代统一战线将不断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转变为“融入中心、融入大局”，在协调关系、完善制度、发展民主三个维度中彰显共同体功能。
一是通过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关系构建共同体。共同体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新时代，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更加丰富、更加活跃的多样性关系状况，协调关系的任务、领域和层次不断加重、扩展和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和敏感维度。统一战线处理这些关系的战略任务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为共同体构建创造和谐社会基础。新时代，中国需要深化构建以协商合作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政党关系、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民族关系、以宗教中国化为核心导向的新型宗教关系、以责任担当为核心价值的新型阶层关系、以亲清为核心规定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民族复兴为核心追求的新型海内外同胞关系。
二是通过完善发展统一战线制度构建共同体。构建共同体离不开制度的保障。统一战线制度从自身领域出发为共同体构建提供制度支撑。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具有丰富的制度体系内涵、制度功能作用和制度发展需求。统一战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为解决多党合作、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祖国统一、政治协商、参政监督、统战工作、党的领导等基本问题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制度、规范、程序的总和。统一战线制度包括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中国化制度、“两个健康”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统一战线工作制度、统一战线政权制度、统一战线领导制度，涉及并嵌入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国体、政体，在形式上表现为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和统一战线党内法规的体系化集成。新时代，要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制度的团结和共识、治理和吸纳、民主和稳定、协调和话语等功能，实现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到重要制度的跨越、从实践优势到话语优势的升级，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制度安排，为共同体构建提供充分有效的制度供给。
三是通过稳妥发展统一战线民主构建共同体。统一战线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统一战线民主在本质上是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外力量的民主权利和民主作用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满足人民民主政治需求的时代要求。一个持久稳定、富有活力且具有效率的共同体，本身就是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在国家政权中保障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各种渠道中开展协商，不断践行民主的协商真谛。新时代，统一战线应充分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要求，保证党外人士参与国家政权和发挥作用，进一步构建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中国特色政治共同体。
（四）从传统分散统战工作格局到现代整体统战工作格局的发展
这是共同体思维引领下统一战线发展的运行要求。构建共同体需要系统规划、整体推进。现代整体统战工作格局是高效构建共同体的重要保障。统战工作在实践中划分为五个主要板块，在工作格局上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大统战工作格局进一步巩固完善，但仍存在继续深化完善的空间。着眼于新时代的新要求，统战工作格局可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
一是深化构建集中权威高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体制。本轮中央党和国家机构横跨党委、政府层面，采取党政机构联动改革。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党中央机构改革的目的：“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要着眼于健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化党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推进职责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优化部门职责，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根据本轮中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宗教工作、统一管理侨务工作、统一领导海外统战工作。由此，党政涉统部门的大部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下一步可研究在港澳台工作机构方面进行大部制改革，最终完成中央层级党和国家大统战部门体制改革。
二是继承创新统一战线工作思路和方法。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继续坚持长期行之有效的联谊交友、照顾同盟者利益等方法。着眼于新时代的新要求和共同体构建的新环境，要创新统一战线工作思路和方法。要增强统战工作的法治思维，依法打击分裂共同体的言行。坚持依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与依法开展统战工作的有机统一，更加注重依法调节统一战线关系，特别是重视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港澳侨台事务，依法打击涉及民族宗教、港澳台的分裂主义行为。要运用融合发展思维，强化共同体的联结。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降低乃至消除共同体内部隔阂的重要路径。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推进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日渐成型，涉及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应在促进融合发展方面多着力，以促进融合发展增加对国家共同体构建的贡献。
三是持续打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专业化统战干部队伍。统一战线事务头绪多、敏感度高、社会影响大，对统战干部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着眼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提高专业性、主动性、科学化水平。要加强系统规划，剖析新时代统战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结构，持续培育一支适应统战工作专业化需要的高水平干部队伍。要加强党委统战部门干部与其他党政部门干部交流，全面提升统战干部的综合能力素质。
五、结语与讨论
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是共同体构建的历程，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脆弱到稳固、从机械到有机、从低效到高效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构建稳定包容有序高效的共同体方面做出了光辉的业绩，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成功实践。共同体思想不片面强调一致性或共同性，而是内含对多样性或差异性的充分尊重和包容。凡是持久稳定、富有活力的共同体，无不是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共同体。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是“中国之治”的生动写照，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奋进的共同体景象。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仍很不平衡，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深受政党纷争、民族宗教冲突、社会阶层撕裂、国家分裂动荡等问题的困扰。这些国家的共同体构建面临现实障碍和巨大困惑，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乃至地区、世界的和平稳定。中国共产党基于统一战线构建稳定包容有序高效的共同体，形成各方面力量融入共同体、助力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良好局面，既实现了中国自身的稳定发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处理内部多样性冲突问题、国家间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独特的政治现象，深度存在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之中，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重要结构性存在。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统一战线不仅表现出静态的政治联盟功能，更是表现为通过动态发挥政治联盟功能来构建共同体。统一战线正是在构建共同体中实现自身从政治联盟到国家共同体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本质内容是统一战线性质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共同体构建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普遍性在于以统一战线方式构建共同体不是当代中国才有的和独有的，而是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国家治理实践之中。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政党、多民族、多宗教、多阶层的结合体，反映到政权构成上就是多政党、多民族、多宗教、多阶层的政治共同体。一个国家实现稳定有效治理，需要制度化吸纳多政党、多民族、多宗教、多阶层力量，也就要求形成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共同体。只不过由于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差异，“统一战线”在国外存在“名实分离”——有统一战线之实、无统一战线之名。通过剥离现象把握本质，我们可以发现，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中大量运用统一战线的理念和方式。研究统一战线构建共同体问题，需要拓宽视野，从原理层面作更多的经验观察和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统一战线学构建提供了广阔舞台。在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的专门理论，而新时代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的专门工作。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在机理。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把统一战线的具体经验进行学理化、概念化和学术化。这些知识的体系化和系统化将成为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学的重要理论素材。经过这些努力，统一战线学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突破口，成为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增长点。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03月20日）
